那是一个阴冷的十月清晨，我刚到办公室，窗外的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落，电话突然响了，铃声急促得像在催促着什么。来电的是个陌生的女声，带着几分颤抖：“张律师，我是杨丽，我要离婚，可我老公说他欠了一堆债，房子得卖了还债，我怕什么都分不到！”杨丽的声音里满是无助和愤怒，我约她下午见面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这会是一场关于夫妻债务的复杂官司，背后还藏着婚姻的裂痕和隐秘。
杨丽，37岁，走进办公室时，穿着一件朴素的毛衣，手里攥着一叠银行流水和一张欠条，眼神里透着疲惫。她和丈夫周刚结婚12年，有个10岁的女儿。杨丽是个会计，收入稳定，周刚则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业务员，经常出差。她告诉我，半年前她发现周刚偷偷转走了夫妻共同账户的50万，说是“还债”，还拿出一张欠条，写着欠朋友老李70万。她质问他，周刚却说：“生意亏了，没办法，房子得卖！”杨丽不信，觉得这债务有猫腻，想离婚但怕被债务拖累。
我问她：“这欠条有其他证据吗？比如转账记录或老李的联系方式？”杨丽摇摇头，只说偷拍了欠条，还翻出几条周刚和老李的微信，语气暧昧，像在“串供”。我翻看了材料，欠条字迹整齐，日期却模糊，像是临时写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089条，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需共同承担，但债务是否真实得有证据证明。我告诉杨丽，要保住她的权益，得查清这笔债务的真假，否则她可能被“坑”得一无所有。
接下来的几周，我和杨丽开始了紧张的证据收集。她查了周刚的银行流水，发现50万转到老李账户后，几天后又有40万转回周刚名下，备注是“还款”。这明显不像是正常还债，更像在转移资产。她还找了个共同朋友，套出老李和周刚是“酒肉朋友”，经常一起赌牌。我建议她录下周刚和老李的通话，试探债务真相。杨丽鼓起勇气，趁周刚醉酒后拨通了老李的电话，录下一段对话，老李支吾着说：“那钱的事你别问，反正老周有数。”这录音成了我们的关键证据。
我帮杨丽起草了离婚起诉书，以感情破裂为由，要求分割房产、女儿抚养权，并申请法院调查债务真实性。起诉前，我试着联系周刚，想看看能不能调解。他在电话里嚷嚷：“她想离？房子得先还债！”我冷静地提醒他，虚假债务法院会查清，他哼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
开庭那天，杨丽紧张得手都在抖，坐在原告席上，眼神却透着坚定。周刚的律师辩称，70万债务是生意亏损，属夫妻共同债务，房子必须卖。我当场提交了银行流水和录音，指出转账的蹊跷，质疑债务的合法性。我问周刚：“你说欠债70万，可流水只有50万，且有回流，剩下的钱在哪？”他支吾着答不上来，法官皱眉记录，要求核查老李的账户。
抚养权是另一个焦点。杨丽提供了女儿的学校记录和老师证词，证明她一直是主要照顾者，周刚常年出差，鲜少关心孩子。依据《民法典》第1084条，我强调孩子跟母亲更稳定。房子是婚后买的，首付杨丽出了60%，我主张她应分得一半以上份额。最终，法院判准予离婚，女儿归杨丽抚养，周刚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，房子平分，杨丽获85万补偿款，债务经查多为虚构，由周刚独自承担。
散庭后，杨丽站在法院门口，长舒一口气，对我说：“张律师，谢谢你，我终于能带着女儿重新开始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心里却有些沉重。法律帮她揭开真相，保住了财产，可那段婚姻的信任，早已在周刚的谎言里碎得一干二净。这场债务风波结束了，但杨丽的未来，还得她自己一步步去走。
